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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?

发表日期:2013-10-30 08:41 作者:来说历史故事网 来源:www.lsgushi.com 浏览:

摘要:宋教仁只活了三十一岁,但他的名字在中国史上怎么也甩不掉。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春天。那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?

宋教仁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、中华民国的主要缔造者,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内阁制的政治家。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唐绍仪内阁的农林部总长,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。1913年被暗杀于上海。
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?

宋教仁只活了三十一岁,但他的名字在中国史上怎么也甩不掉。无论是支持民主,还是反对民主的人,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。他在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,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。宋教仁的话题是有关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聚焦,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、充满痛苦、血腥的开端,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,一个标志。在某种意义上,袁世凯和宋教仁也成了中国的象征,袁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,宋教仁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以民主、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。
 
1940年,"五四运动的总司令"陈独秀在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和痛苦之后,终于痛定思痛回到了民主的轨道,他尤其沉痛地指出"试问史大林的一切罪恶,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,党外无党,党内无派,不容许思想、出版、罢工、选举之自由,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?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,继史大林而起的,谁也不免是一个'专制魔王'"(陈独秀《给西流的信》,转引自《陈独秀语萃》265页,华夏出版社1993年),因此"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"。
 
1973年,顾准先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,"唯一行得通的办法,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,是有人在旁边'觊觎'的,而且这种'觊觎'是合法的,决定'觊觎'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,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"(《顾准文集》368页,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)。
 
20世纪本民族两个最优秀的思想者,一个是共产党的创始人,一个是1935年2月入党的忠诚的共产党人,他们在几乎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。然而早在他们之前三十年和六十年,宋教仁就已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,他提出"我们要在国会里头,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,进而在朝,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;退而在野,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,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,应该为的,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。"(《宋教仁集》456页,中华书局1981年,以下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见该书)挟着辛亥革命的风雷,在民国初年的历史舞台上,年轻的宋教仁发出了响亮的民主宣言,从1911年秋天到1912年初,从组织国民党到大选获胜,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春天。
 
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?
 
现在不少人指责宋教仁是个"议会迷",陶醉于西方那一套议会民主、多党选举制度,不了解中国国情等,但是宋教仁为探索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,他的理想、他的精神、他的人格追求永远不能被亵渎,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永远不能被抹杀。在1913年春天的中国,几乎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曾为宋教仁之死感到痛苦和不安,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千差万别、形形色色,却都认为宋教仁是一个矢志于民主事业、有能力调和南北的政治家。他在民初的政坛上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,是不可替代的。这一点,也许是人们和袁世凯唯一的共识
1912年秋天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,熟悉他的人都说他"头脑明细,手段灵敏",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他匹敌。他鼓吹责任内阁、政党内阁,他认为"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;现在,是新的建设时期。以前,对于敌人,是拿出铁血的精神,同他们奋斗。现在,对于敌党,是拿出政治的见解,同他们奋斗",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,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。谭人凤一语道破,"国民党中人物,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"。
 
面对这样一个人物,一世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。在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,"袁极力牢笼,饵以官,不受;啖以金,不受。日奔走于各政党间,发表政见,冀以政治策略,为有次序之进行,改革一切弊政,一时声望大哗。"(《谭人凤集》)先是袁世凯有意让他出任总理,刘揆一、范源濂等出面力劝。孙中山、黄兴、唐绍仪等也劝他就任。但他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,所以坚辞不就。
 
袁世凯送他西装,连尺码都非常准确,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,请他自由支用,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(二、三百元),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,留信一封表示谢意:
"绨袍之赠,感铭肺腑。长者之赐,仁何敢辞。但惠赠五十万元,实不敢受。仁退居林下,耕读自娱,有钱亦无用处。原票奉璧,伏祈鉴原。"(《宋教仁集》426页)
这就是宋教仁,虽然谭人凤说他"英而不雄",但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、有操守的人,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。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,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。他是个"崭新的人","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",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。袁的心中杀宋之意这才萌生。
在随后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,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。宋教仁沿江东下,从长沙、武汉、安徽到上海,再到杭州、南京。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,批评袁世凯政府,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,言论风采,倾动一时。而袁世凯杀宋之心也就定了。
 
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,他如到北京,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止的。因此他1913年3月2日游杭州时所写的《登南高峰》一诗中就有"徐寻屈曲径,竞上最高?quot;、"海门潮正涌,我欲挽强弓"这样的诗句,虽然是写景,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,其时大选获胜,他组织政党内阁,制约袁世凯,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,所以他的诗里洋溢着的是一种胜利者的喜悦。甚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,章士钊说他是"至死不悟",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。"中山与克强,仅在民元八、九月间,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,他们对袁不能深知,自在意中。宋教仁比孙、黄年事更轻,阅世更浅,读书也不够深入,以为只要一部'约法',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'党',藉着'责任内阁'的空名,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,这岂不是书生之见?"(左舜生《黄兴评传》105-106页)
 
在武汉,谭人凤曾告诫他"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,劝权养晦,无急于觊觎总理。"他还告诉宋教仁,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,领有巨款,要他注意戒备。但宋认为是"杯弓蛇影之事"。
 
在上海,陈其美也要他提防暗杀,他还狂笑说:"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,那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?"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,他都以为是谣言。3月20日,他动身北上那天他到《民立报》和记者徐血儿话别,徐请他慎重防备,他坦然地说:"无妨。吾此行统一全局,调和南北,正正堂堂,何足畏惧,国家之事,虽有危害,仍当并力赴之。"
其实陷阱早已布下,他达到了他生命的顶峰,他的生命之火却即将熄灭了。时代的潮流将32岁的宋教仁无可抗拒地推上了政治的浪尖,他虽然只是一介在野的平民,却成为万民瞩目的人物。袁不杀他,他依据约法,以国会为后盾组织内阁已成定局。野心勃勃、不想受到任何制约的袁世凯在暗杀之外,找不到另外的办法阻止这一结果的发生。因此宋教仁只有为他的宪政理想付出年轻的生命了。
 
中国宪政尝试的破灭
 
宋教仁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。他的死,导致了国民党的瓦解。国民党在宋教仁被暗杀后,失去了精神支柱和在实际中能够控驭的健将,很快就在袁世凯的利诱威逼之下四分五裂了。
袁世凯资助办了一家《民视报》,每天在报头旁的显著位置刊登国民党议员脱党的报道,据梁漱溟回忆,报道的方式非常奇特,今天三人脱党,就报道这三人的姓名,明天再有五人,则连同以前的三人累加成八人,如此罗列起来,数字越来越多。
 
这样一来国民党在参议院、众议院所占的议席虽然多于其他三个政党的总和,但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,而其他政党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合并成了进步党,成为国会的重心。中国第一次、也是唯一一次宪政民主的尝试到这一步其实已经彻底破产。其中的关键就是宋教仁之死。因此当时和以后的人们都以为他的死决非一身的存亡,而是国运所关。他的死造成了以孙中山、黄兴为代表的南方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彻底决裂,终于引发了二次革命。
 
蔡东藩评论"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,学问品行,均卓绝一时,只以年少气盛,好讥议人长短,遂深触当道之忌","锋芒太露,英气未敛","不少晦其锋芒,储为国用",左舜生也说"再加上宋锋芒甚锐,政权欲也极强,当国会选举期间,他乃以一在野党领袖资格,在各处演说,大逞雄辩,对袁政府多所指责"因此遭人暗杀。然而,从民初的政局看,从中国几千年一脉相传的政治文化看,既然宋教仁真的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治制度,他必死无疑。袁世凯之类的人是不会容忍他的,他试图把中国引上宪政的正常轨道,是那些要在共和国的招牌下继续实行专制的人们所断然不能接受的。就算他锋芒不露也不可能,当然那就不是宋教仁了。历史永远没有假设,有时候历史的命运仿佛都已注定,中国也只有一个宋教仁。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立民主制度决非那么容易,宋教仁以他的鲜血在新生的共和国旗帜上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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