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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在反对八股文方面的贡献

发表日期:2013-02-13 15:47 作者:来说历史故事网 来源:www.lsgushi.com 浏览:

摘要:傅雷先生是伟大的翻译家和文艺评论家,傅雷通过书信的方式对儿子的生活和艺术进行悉心指导,这些家信编汇成册,就是著名的《傅雷家书》。在反对八股文上,傅雷的一些见解在今天看来,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……

傅雷(1908.4.7—1966.9.3),字怒安,号怒庵,汉族,上海市南汇县(现南汇区)人,翻译家,文艺评论家。20世纪60年代初,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,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。从20世纪30年代起,傅雷就致力于法国文学的译介工作,并翻译了巴尔扎克《人间喜剧》中的大部分作品。同时,傅雷还是一个严厉、尽责的父亲,在儿子长大成人、留学海外之后,仍通过书信的方式对儿子的生活和艺术进行悉心指导。这些家信编汇成册,就是著名的《傅雷家书》。

傅雷先生在反对八股文上的贡献也是很大,下面来听听傅雷是如何反对八股的。

 1955至1957年,傅雷先生担任上海市第一届政协委员,仅两年间,他所撰写的提案、书面意见、大会发言、视察报告以及时评文章就多达30余篇。傅雷先生关心社会政治、关注政风文风,他以敏锐的眼光发现社会流弊,并以理性、犀利的笔锋直言坦陈。
  
  有些见解在今天看来,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……

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在反对八股文方面的贡献
  
  谈“八股”及其表现
  
  1956年2月,傅雷先生写了《知识分子与八股》一文。这应该是傅先生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期间,参加各类会议、听取不同发言的有感而发。
  
  文中说:“精简会议和精简发言的问题,使我联想到反对八股的问题。”既而他指出:“八股是顽疾,既不易根治,又常常要复发,还会传染、蔓延。”
  
  傅雷先生接着说:“近年来,连进步的知识分子也有一小部分害上了这个病:不但写文章多少带点八股气,平时说话也有所不免。”“只要听听学习小组里的政 治讨论,教研小组以及大大小小会议中的报告或发言,恐怕谁都不能否认,毛主席声讨党八股的某些罪状,到今天还跟我们的言论分不开。”
  
  傅雷先生列举了八股的种种表现。“有的人把当场听到的报告或传达,颠来倒去重复一番,加上几句歌颂的话,算是发表意见了。记忆力强一些的人再把政府的 文告,学习文件中的纲领,鼓动性的口号,搜集一大堆,结合自己的业务凑些‘保证’、‘决心’、‘拥护’一类的字眼;好像说得有声有色,精彩非凡,其实只是 一套不痛不痒,不着边际,说与不说都无关系的空话,好比大杂拌式的留声片,很难找出一言半语的真心话和个人的见解。”“为了加强论证,有关政策的文告与原 则并非不可征引;为了表示感动,鼓动性的辞藻有时也是必需的。但总不能单靠这些来充数吧?”

 论“八股”的根源
  
  傅雷说:“旧小说里有两句套头,叫做‘有话即长,无话即短’,现在有些人却是无话亦长,有话更长;赔了时间,又费精神。”
  
  傅雷先生认为,费时、伤神仅仅是“八股”的表面危害,重要的是会有反作用。他说:“以这种态度去参加会议,除了让听的人受罪之外,决不能发挥集思广益的作用;去做群众运动也只能造成反宣传的效果。”
  
  “不仅语言文字有八股,做人做事的作风也有八股,正如鲁迅所说的‘只抄一通公式,往一切事实上乱凑’。这也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。”
  
  文章中,傅雷先生对八股泛滥的根源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。
  
  他说:“八股的病根,首先是思想懒惰:不对事实做科学的观察分析,就不会有自己的见解,就只能掠拾别人的现成思想,来掩饰自己的空虚与贫弱。其次是由 于感觉麻痹,对新事物缺乏好奇心,对事业缺少进取心,自然就没有兴致开动脑筋。最后也许还有点虚荣的成分。因为自己思想空虚,格外想装作充实,便有意无意 地拿别人嘴里的漂亮字儿,当做华丽的外衣披在自己身上。”
  
  “一个知识分子不善于思考,不勇于思考,感觉不灵敏,好奇心不强,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,更谈不到钻研学问。何况思想懒惰与感觉麻痹还牵涉到遇事认真负责的问题,从而牵涉到人生观与世界观。”
  
  治“八股”的药方
  
  对一部分害了八股病的知识分子,傅雷先生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,并开出药方。
  
  “要扑灭八股这个慢性的传染病,不能因为患病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多,中毒不深而轻易放过,并且还得挖挖这个病毒的思想根源。挖根和预防的办法最好是提高警惕,加强自我批评,再多读读毛主席反对党八股的文章。”
  
  在公共领域,尤其是在开会、发言、报告中,应该使用比日常生活用语更加精炼、更加有效的语言。傅雷先生短暂的政协委员生涯,正值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。 当时,人们开始用“官腔”、“八股”来对待政治和公共生活,于是“假话”、“空话”、“大话”愈来愈严重,以至于“传染、蔓延”,最终污染了整个社会的公 共语言环境。
  
  半个多世纪前,傅雷先生以其诤言,批判假、大、空的“八股”,并警醒大家“八股”之要害,绝不仅仅在于说话方式、语汇和风格等表面现象,更在于“八股”还会传染、蔓延。
  
  语言环境的变化与自然环境一样,公共话语的“八股”化蜕变,也是一步一步相互影响,逐渐累积而生成的。
  
  在这个过程中,起不良作用的不仅仅是政治人物,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。为官者热衷于大话炎炎、假话连篇,群众也应声附和、一片大好。
  
  既然大家都厌恶、痛恨“八股”和假、大、空,那么身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,讲话为文不穿靴戴帽、不装腔作势,讲真话实话,以身作则、立言立德,实现政治、社会环境的诚实化和透明化,是知识分子应担当的一份社会责任。可以说,傅雷先生是此方面身体力行的典范。
  
  开门见山、直陈其事的文风
  
  傅雷先生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期间,不论其提案、意见书,还是发言稿、时评文章都是开门见山,直陈其事,一事一议,简洁明了。
  
  如:傅雷先生1955年12月提交的《关于音乐界》的书面意见。傅雷先生开篇直指当时我国音乐界症结之所在,指出“因为音乐是我们传统最薄弱、发展最 迟、人才最寥落的一门,所以也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最生疏的一门”,“这种领导不能了然于全国音乐界的内幕,和音乐界阵容的极端薄弱,是我国音乐界 难于走上正轨的主要原因”,他指明“领导对一般性的音乐活动与音乐教育重视不够”。
  
  1956年2月,傅雷先生在给全国作协的书面意见《关于文艺创作与出版事业等问题》中,一开头便是:“一、对文艺创作放宽尺度问题。欲求创作繁荣,似非放宽尺寸不易收效……”
  
  1957年3月,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,傅雷以特邀代表身份赴京列席会议。会议期间,他与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谈了当时国内音乐现状 及存在的问题,以及音乐研究及关于风气—道德—修养问题。在与周扬的谈话提纲中,傅雷明确指出:“现在缺乏对艺术的热爱,态度不够严肃,雇佣观点未去 除”,“纯技术观点很普遍,政治学习流于形式,装幌子,未实际收效——孤立的音乐观点,不接触其它艺术——不接触传统,不接触新作品——轻视民族音乐,或 敷衍了事对待——无民族自尊心”。
  
  1957年5月,傅雷在《文汇报》上发表《为繁荣创作、提高出版物质量提供更好的条件》的文章。文中分析作者、读者、出版社、印刷厂、发行机构等的问 题及相互矛盾,可谓材料翔实,论述清晰。所提出的“五项建议”,就在今天看来,无一不是有的放矢、环环紧扣、切实可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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